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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总书记学理论】增强历史自觉 坚定文化自信
发布时间:2022-06-16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 5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习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深入了解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史,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推动全党全社会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讲话精神,安徽日报特约专家学者撰写这组文章。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全称“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是继“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又一项由国家支持的多学科结合、研究中国历史与古代文化的重大科研项目。

  在科技部和国家文物局支持下,众多学者秉持“多学科、多角度、全方位”的理念,历时20年,围绕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间的浙江余杭良渚、山西襄汾陶寺、陕西神木石峁、河南偃师二里头等都邑性遗址和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淮河流域、辽河流域等其他中心性遗址的重点发掘研究,乃至其周边聚落群的大规模考古调查,对各区域文明化进程及其环境与背景、生产生活、社会分化、文化交流,乃至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模式与机制、道路与特点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冲破了既往囿于冶金术、文字和城市所谓文明三要素的桎梏,根据本国实际,兼顾其他古文明特点,提出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标准的中国方案,即: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社会分工和分化不断加剧,出现阶级;权力不断强化,出现王权和国家。据此提出:在距今5300年至4300年之时,一些发展较快的地区相继出现了早期国家,跨入文明阶段;在距今5500年前,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辽河流域等区域的社会上层,交流密切,形成了龙崇拜、贵玉崇玉的理念,乃至以玉礼器等彰显持有者身份并相应规范其言行的早期礼仪制度。

  距今4300年至4100年间,长江中下游区域文明相对衰落,经济社会加速发展的中原地区吸收汇聚了周围各地先进文化,从而进入王朝文明。夏王朝经200年发展,在今河南偃师二里头建成当时最大的都邑,形成了择中建都的都城选址、择中立宫和中轴线布局的理念,使用范铸法铸造青铜器,形成了以玉礼器和青铜器以及铃、磬等构成的礼乐制度,彰显了以礼制文明为特点的王朝气象。伴随中原王朝的灿烂文明向四方辐射,中华文化影响圈不断扩大,由中原王朝引领的多源一体的文明化格局逐步形成。

  此项工程的成果,彰显了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再现了我国各地文明演进的情景,揭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发展、形成的脉络及其历程,实证了中华5000年文明及其特点,提出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标志的中国方案,赢得了相关研究的主动和话语权,也为探索世界各区域文明起源及其形成作出了原创性贡献,对于当今世界尊重不同的文明及文明互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今年5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习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对中华文化的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对中华文明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等,都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要把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同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等重大问题研究紧密结合起来。要充分运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研究成果,更加完整准确地讲述中国古代历史,更好发挥以史育人作用。

  为便于我省学习贯彻落实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本文试就安徽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作简要论述。

  安徽在这方面的重要遗址,首推凌家滩遗址和禹会村遗址,两者都已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凌家滩遗址位于含山县铜闸镇凌家村、裕溪河中段北岸,面积约160万平方米,是一处距今5800年至53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心聚落遗址。

  凌家滩人从事稻作农业,兼及养殖、渔猎和采集,同时从事玉石器与陶器制作、纺织等手工业生产。在约4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发现约20处与凌家滩同时期的同类遗址,说明当时已形成“众星拱月”式的社会组织结构。此类遗址被命名为凌家滩文化。

  自1987年发掘以来,凌家滩遗址先后进行12次考古发掘,发现该遗址各区域布局显然是经过较严密规划。其中体现文明化进程的重要遗存有:

  其二,大型环壕。有内外两条。其中,内壕围绕生活区,与裕溪河相连,长达2000米,宽约8米至30米,深约2米至6米,是居住区与墓地的分界线万平方米闭合的生活区空间。这说明当时凌家滩的公共权力已得到强化,能够动员组织大量人力物力建设大型水利工程。

  其三,大型祭坛。是东西宽约30米、南北长约40米的长方形,用不同质地和色泽的材料分三层铺垫夯实平整,上有祭祀坑和积石圈,说明此处原始宗教已发展到较高阶段。

  其四,氏族墓地。位于遗址北部高岗,面积约14000平方米,由南向北分列8排,以第一排、第二排规格最高,墓葬规模大,随葬品丰富,达数十甚至百件以上。相对于大多数随葬品很少的墓葬,反映贫富分化已很严重。特别是07M23墓,发现各类文物300多件,随葬品层层叠叠有序放置墓主两侧及身上。墓主应是当时最高统治者。这类墓葬也是良渚文化大墓随葬品更多乃至后世玉殓葬的源头。

  其五,红陶块广场。约3000平方米,用红陶块铺就,应是当时集会、操演等大型公共活动的场所。红陶块须经800℃至1000℃高温烧制而成,质地坚硬,是建筑材料的重大发明,也是现今各类砖的“祖先”。

  凌家滩文化以其大量制作技艺高超精美、文化内涵丰厚的玉器所反映的玉文化而著名。在出土的3000多件各类文物中,珍贵的玉石器有1200多件,与良渚文化、红山文化玉器一起被誉为我国新石器时期三大玉文化带。凌家滩文化早于良渚文化数百上千年,其玉文化是良渚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器形有钺、斧、戈和镯、璜、环、玦、璧、双连璧,以及勺、管、珠、冠形饰、喇叭形饰等,多具备礼器功能。

  其一,玉龟版。玉龟分为腹甲和背甲,中置玉版,边有钻孔,以绳穿系,佐证了伏羲氏发明八卦和后世“白龟衔符”等传说。玉版长11cm、宽8.2cm,其内层圆中的八角星纹显系太阳符号,联系内圆外的8个圭形箭头和外层圆之外的4个圭形箭头,以及玉版整体的方形,反映了太阳照亮天地以及四面、八方乃至五方、九方、九天、九野的理念和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再联系此器四边的穿孔数分析:一是反映了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象、数、理的起源;二是反映了阴阳八卦和五行的起源;三是此器还应为当时观测太阳出山的位置变化,制定初始的旨在指导农业生产的历法之仪器。玉龟版堪称已见的我国新石器时代1号文物。

  其二,玉猪、玉鹰。玉猪长72cm,重88公斤。发现时,位于最重要的M23大墓葬顶部,再联系此前发现的小玉猪,以及当时一些地区的猪崇拜,此猪应是凌家滩人所崇拜的图腾神器。玉鹰鹰首侧向傲视,振翅待翔,给人威猛震慑之感。鹰嘴如钩,鹰眼突出,夸张而传神。胸部饰以八角星纹连同其内圆,显然是标示太阳;其外之外圆显然表示天圆。此鹰能胸怀太阳和上天,显然是当时最高神——太阳神。据论证,此鹰与太阳的组合,正是太汶口文化所崇拜的神形。再加上此鹰双翅为猪首形,说明其为凌家滩人吸收融合大汶口文化图腾所形成的复合图腾。

  其三,玉龙。长、短径分别为4.4cm、3.9cm,厚0.2cm,扁圆形,弯曲勾连,吻部突出,头有两角,须、鳞、嘴、鼻、眼都刻划清晰。对比全国多处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龙形器物,唯有凌家滩玉龙最肖后世流传的龙形,故号称中华第一龙。

  其四,玉人。共发现6件,分为直立和坐姿两种,高约9cm,形状大体相同,倒八字浓眉、方面、大耳、高鼻、阔嘴,除了有反映当时特征的纹面外,显系我国后世理想的帝王相貌之源头。头戴圆冠,腰束斜条纹带,双臂饰有玉镯,双手舒张置于胸前,虔诚行礼。此类玉人应是当时权贵之身形样貌。

  此外还有如:龙凤璜,中间分开,两端平齐,侧面各对钻一孔,用暗槽相连,可分可合,为最早的龙凤组合,可能已具备后世合符的性能;玉钺、玉斧、玉戈,是作为礼器的玉兵器,说明当时军事权力高度集中。

  石器中以石钻最为重要,为我国20世纪考古发现的最重要工具,其设计涉及机械、力学、几何学基本原理,特别是螺丝纹钻头的独创设计,为当时十分重要的发明。

  综上可知,凌家滩遗址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同时期最大的超大型聚落,已发展到集族权、神权、政权、军权于一体,凌驾于全社会之上的区域性政体——早期国家,已进入早期文明社会。有学者认为此遗址的发现,将中华文明提前了1000多年,是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的重要节点,具有标志性地位。

  禹会村遗址又名禹墟,位于蚌埠市涂山南麓、淮河东岸的禹会区禹会村,尽管受到上世纪治淮工程的影响,现有面积仍有约60万平方米。 《左传·哀公七年》等史书记载:“禹会(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 ”禹会由此得名。

  关于禹会涂山的地望,自古以来还有河南嵩县、浙江绍兴、重庆江北等不同说法。如今学术界已确证,禹会涂山在今蚌埠。蚌埠涂山说有《汉书·地理志》注引东汉人应劭所说的“侯国也,有禹墟”。在其他诸说中最早,所言禹墟即今之禹墟,“墟”在古文献中多指都邑遗址,说明此地即涂山国所在,考古发掘已从多方验证此说。一是遗址的年代与涂山之会时代相符。二是发现2000多平方米的大型祭坛,用灰土堆筑,铺垫黄土,上覆白土。其上有1米见方的方土台;有长达50米一字排开的35个柱坑,呈中轴线南北走向,正指向涂山山口。中轴线上,还有近百平方米的烧祭面。作为龙山文化类型的遗址,众多的灰坑呈现来自周边不同地区文化的器物,说明35个柱坑应是当时来会诸侯插旗的遗存。涂山之麓,会盟场上,用天子之礼柴祭苍天,旗幡招展。众多诸侯手持玉帛等礼器礼品朝拜大禹,在禹的号召下誓言结盟,将带来的祭品焚烧共祭,从而在各自灰坑留下不同文化的陶器。三是发现一块陶片上有龙形堆塑,应与夏部族龙图腾有关。四是发现龙山文化城址,可作为判断进入文明的标尺之一。

  此遗址的位置最符合禹会诸侯的史实与地望。大禹治水主要是在黄、淮中下游一带。治水成功后,禹又征伐三苗。据《史记·五帝本纪》所记,彼时的三苗分布在江淮、荆州一带。当时禹墟一带所在的淮河流域以其四通八达的水系,便于交通四方;又是淮夷分布区,淮夷是分布于东南地区的东夷的一支。禹挟治服洪水和战胜三苗之威,就近北上,在此娶涂山氏女,以婚姻为纽带与东南地区广大夷人结成政治军事联盟,会盟四周方国首领,从而树威立信。史载,防风氏后至,禹杀之。可以说,禹会诸侯于涂山是华夏族、淮夷乃至东夷等群落服禹臣禹的标志。所以,禹死后,诸侯们不去拥戴禹选定的接班人伯益,而拥戴禹子启,以至启能推翻传统的禅让制,而代之以王位世袭制,建立夏王朝。可以说,涂山之会催生了夏王朝,开启了王朝时代的文明。

  从与禹会村遗址有关的皖北考古遗址来看,约在距今5000年至4000年之时,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自北向南在安徽北部发展,留下了一系列同类型重要遗址,如萧县金寨遗址、宿州芦城孜遗址、蒙城尉迟寺遗址、固镇垓下遗址等,这些都是规模较大、文化内涵丰富的同类遗址,从中发现诸如高规格玉器、城址、大型神器等一系列文明因素,直到禹会遗址,可以清晰理出我省北部的文明化进程。

  此外,我省在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及其形成过程中的重要遗址,还有蚌埠双墩遗址、潜山薛家岗遗址和怀宁孙家城遗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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